市公安交管局科信处副处长曹晓飞介绍说，此次的创新首先体现在执法手段上。之前的非现场执法完全依赖电子眼的拍摄，而现在使用了车辆卫星定位系统。“有的司机为了躲避电子眼，用各种办法遮挡号牌，或者用拴着一根线的手套套住车牌，或者把车牌磨得看不清数字和字母，或者用翻牌器，这就需要一线交警投入大量警力，现在我们和交通委信息互联互通，共享车辆卫星定位系统数据，这些数据都和车辆一一对应，即使司机遮挡号牌，在我们的执法平台上，也都是透明的。”
同时，北京交管部门最先将公安部的明确规定落在了实处。2020年5月，公安部出台规定，明确规范了以车辆卫星定位系统作为处罚依据的执法行为。其中，重型货车、危化品运输车、省级客车、长途客车违反限行时间、限行路线规定的，以及疲劳驾驶三类违法，都被明确界定清楚。“在公安部划出的法律框架内，我们走到了最深的一步，直接将这些违法行为纳入到了非现场系统中。”
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平台上，交管系统的电子眼和交通委系统的车辆卫星定位系统数据实现了完美融合。“交管局的探头，如果碰到遮挡号牌的，就拍不到；交通委的车辆卫星定位系统，如果有人关闭设备，假装一直在停车，那也没办法。现在双方数据融合，一切都好办了。”曹晓飞说。记者发现，平台上目前已经记录了6000多辆大货车的车牌号，这些都是在试运行期间车辆卫星定位系统关机，却在交管局电子眼中被拍摄到的车牌。“数据融合以后，恰好把双方的漏洞都补上了。关车辆卫星定位系统的，只要在我们电子眼系统中被拍摄，交通委可以处罚，遮挡号牌的，只要车辆卫星定位系统显示车辆闯禁行和疲劳驾驶了，交管局可以处罚。数据共享以后，执法效果显然是1+1>2。”通过双方数据融合后获得的执法数据，让针对重型货车、危化车和省级客车长途客车的管理更加有的放矢。“对北京市民来说，后三种车因为管理的严格程度、行驶路线的距离，没有多大影响，但是重型货车不一样，如果在白天进入五环，这些车会占用太多道路资源造成拥堵，一旦发生事故，又容易群死群伤，对这些车辆的严格管理，将使得北京市民拥有更通畅更安全的出行空间。”曹晓飞说。
专家：数据共享使公众不损失权利时获得更多安全
政府机构使用车辆卫星定位系统手段进行非现场执法，法律依据是什么，是不是会侵犯公众的隐私权？若是有人随意扩大技术应用的范围，或者数据外泄，岂不是要让公众的合法利益受到侵害？记者为此专访了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余凌云教授。
“2004年颁布实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114条已经明确规定，允许以技术监控设备获得的数据作为执法依据。”余凌云教授说，根据2014年交通部颁布的规章，车辆卫星定位系统的安装范围限定在对公共交通影响最明显的危化车、重型货车、大型客运车辆和校车等车型，对这些车型的强化管理，既保障了正常的交通环境，又不会侵犯到公众的权利。
余凌云教授说，此次执法创新中最重要的突破点，是政府机关之间的数据共享，这使得政府职能部门之间在管理工作中更便捷地互相配合，从而形成合力，使得数据能发挥出更大的效率，也就是说，让1+1>2。从长远看，也能让公众的生活更加安全和便捷。“并非所有数据都需要在政府机构之间共享，但是有针对性的共享，只要规划得当，政府行政效率显然会提高，让政府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获得更大的效率。”
他表示，按照对于现代政府的要求，政府的管理工作必须要遵循比例原则。也就是说，公共利益需要在一定比例范围内大于个人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施策才有合理性，而且必须遵从“对老百姓利益损害最小”的原则。“我们要求这些可通过车辆卫星定位系统进行非现场执法的车辆安装并正常开通车辆卫星定位系统，正是因为这些车辆的特殊性，它们对市民的日常交通安全影响过大。但是如果要求每一辆市民私家车接受同样的管理，就是不合适的。”余凌云说。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返回搜狐，查看更多